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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協商民主的層次性
作者:李修科 燕繼榮 文章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時間:2019-08-22

作者簡介:李修科,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燕繼榮,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李修科,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燕繼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內容提要: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廣東11選5民主政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次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中國協商民主的多層次性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理解和界定。本文按照協商民主發生的邏輯、場域和議題,將之分為三個層次:政治協商、政策協商、社會協商。政治協商主要以多黨合作制度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作為實施載體,執政黨就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國家領導人的產生等重要議題與民主黨派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展開廣泛協商。政策協商主要是就政府部門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議題與群眾展開協商,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實現公共行政的規范化和程序化。社會協商是指在城市和農村的基層自治范圍內社區居民或村民就本社區或本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和協調以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三個層次的協商民主按照各自邏輯開展與發展,三者之間的互動與融合也是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應有之義。 

關 鍵 詞:協商民主/政治協商/政策協商/社會協商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推進我國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的對策研究”(14AZD012)研究成果之一。 

一、導言 

广东11选5中國特色的廣東11選5人民民主政治是現代民主的價值與原則在中國語境中的呈現與展開。民主是廣東11選5政治的本質特征,人民民主是廣東11選5的生命線,堅持和發展廣東11選5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也是其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我國廣東11選5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廣東11選5民主的一大特點”。[1]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兩種民主形式的劃分,首先表明中國的政治形態毫無疑問是民主政治,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世界民主政治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表明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從中國具體國情和特定發展階段出發,在中國的歷史情境與現實語境中逐漸生長和發展出的一套具有廣泛性和真實性的人民民主制度。區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并將協商民主作為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既是對此前民主政治探索的經驗總結,也是對今后民主政治發展提出的前瞻性的方向性指引。中國協商民主的產生與發展就是民主政治在中國扎根和成長的重要表現和特定形態。中國的協商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廣東11選5民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廣東11選5民主政治的本質體現。

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健全廣東11選5協商民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一節中,提出要“發展廣東11選5協商民主”。現在學界論及中國的協商民主,存在兩個傾向:一個是堅持傳統的科學廣東11選5式的論述策略,將中國的協商民主簡單類同于(或主要是)在中國革命建國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以及依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組織載體的政治協商發展;[2]一個是國內學者引介和移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希望把中國的協商式民主實踐與該理論化約起來,進而將各種公民參與實踐冠以協商民主稱謂[3]。本文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政治發展既符合現代民主理論的發展潮流,更體現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理論邏輯和歷史演進路徑,呈現出復合型特征。這種復合型特征集中體現在中國協商民主的多層次性。協商行為發生的場域不同、協商主體不同、協商關注的議題不同,其背后遵循的理論依據和展開邏輯都不一樣。本文基于對協商民主實踐的邏輯、場域和議題的分析,將中國的協商民主層次化為宏觀層面的政治協商、中觀層面的政策協商、微觀層面的社會協商。

二、革命建國與政治協商 

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一個構成部分,是政治協商。何為政治協商?簡言之,圍繞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選擇、政黨制度設計、黨政軍之間的關系、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憲法規定等涉及國家基本政治結構的宏觀政治層面展開的政治對話、溝通與協商。政治協商主要指涉國家宏觀政治層面的協商民主的因素,大體相當于中國政治協商制度。林尚立教授有一個直截了當的表述,“中國政治協商制度,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制度的簡稱。”[4]

從發展源起而言,中國的政治協商與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相伴生,體現出中國政治發展的獨特歷史邏輯,因此需要打開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歷史縱深,才能深刻理解政治協商發展的來龍去脈,也才能理解它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和功能。

現代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強調主權和政治合法性的全體國民的政治共同體。現代國家和現代性之間是一種復雜的相互建構的關系。現代性的孕育與發展促成現代國家構建,而現代國家又能進一步推動現代性的深入發展,二者互為因果。現代國家理論認為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強調三個基本特征:其一是民族國家必須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對內主權和對外主權都能得到事實上的承認與維護;其二是人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在理想情形下,國家的疆土和政治共同體的范圍與有著共同文化、語言、歷史等的民族共同體相重疊(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 congruent with those of its governance unit)[5];其三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強調現代國家的權力來源是人民,主權在民,強調公民意志和公民權利,實行民主政治。[6]西方的現代國家構建是在歐洲中世紀孕育,在中世紀后期和現代早期逐漸形成和發展。[7]西方現代國家構建是一個內生先發的過程。

與西方現代國家構建不同,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沖擊之下開始的,走的是一條后發外生的道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建構起中國的自我認知和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宇宙觀念和世界想象是基于儒家的“天下”理論。“天下”概念是一個完整的觀念體系,是前現代的中國人對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它所彰顯的是中國中心觀和中國正統論,是一種對人文政教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論證。作為立體概念的“天下”秩序依靠于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天圓地方與中國中心的地理空間結構認知;二是華夏文明優于周邊文明的文明優越感;三是維持“天下”體系的中國政治經濟實力。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與一個仍沉浸在“天下”想象的中華帝國不可避免地要接觸、碰撞、沖突。攜現代性而來的西方文明是一種強勢文明,徹底動搖了維持“天下”秩序的基礎。“天下”觀念在近代遭到了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和國際關系觀念的巨大沖擊。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提出一個經典論斷:近代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文化傳來的沖擊,“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即從原來官紳文化繁榮時期的‘天下’概念變成了一個民族的概念。”[8]簡言之,列文森認為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就是一個從“天下”帝國到民族國家的進程。列文森的觀點同費正清的近代中國“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晚近以來,有學者批評費正清等學者的觀點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提倡“復線的歷史”,主張在中國發現歷史,更有國內學者認為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建構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本質上是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產物,[9]但從歷史的實際來看,“沖擊—回應說還是具有相當的歷史解釋力。它不僅凝練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本質特征,而且也提醒我們,相較于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的先發內生特點,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具有鮮明的后發外生特點。后發外生型的中國現代化需要面對兩重挑戰:一是要改造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以適應現代性生長的需求;一是要建構強有力的現代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威來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正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面臨的“巨石走峻坂”的嚴峻形勢,也決定了中國走了一條“石條壓駝背”般的革命式現代化道路。在革命現代化的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0]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很好地回應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兩重任務:一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改造中國傳統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逐步推進現代民主政治,符合現代性生長的內在要求;二是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堅定革命信念和高度組織化的現代先鋒型政黨,能夠通過“黨建國家”的方式,建構起強有力的現代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威,應對來自國內外的挑戰。[11]正是這兩重任務與使命使得推行政治協商成為中國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的邏輯性在于:其一,要實現中國革命事業的勝利,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需要中國共產黨能夠依據不同時期革命任務的需要,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革命建國和廣東11選5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來。被視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法寶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保持了黨和人民的緊密聯系,為國家政權提供了權威性和合法性。其二,改造傳統權力結構和社會結構以適應現代化需要,而現代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協商將各黨派、各階層、各界別、各民族、各社會團體的不同意見、利益、訴求進行整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共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广东11选5打開中國革命的歷史縱深,理解中國政治協商產生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選擇,就明確了政治協商在中國語境下的功能定位。從協商發生的場域來講,政治協商主要是在國家宏觀政治層面展開;從協商發生的議題來講,政治協商主要圍繞國體、政體等根本性政治議程,以及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其他民主黨派、黨和人民、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等涉及國家基本權力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等議題而展開;從協商的指導原則和理論來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根本原則,人民統一戰線理論是指導理論;從協商得以實現的組織載體來講,政治協商主要依托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其組成部分。中國的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全國人大一道發揮作用,將政協體現的協商民主和人大體現的選舉民主很好地結合起來,體現廣東11選5民主政治的真實性、廣泛性和有效性。

三、政策民主與政策協商 

广东11选5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建設和實現美好社會的重要一環。隨著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人類生活的復雜性正在加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政府、市場、民間社會都在同時擴展和延伸其發揮功能的領域和角色。哈貝馬斯在討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時就曾提出“系統論的危機概念”,并進而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合法化危機”。[12]其實,哈貝馬斯所論及的“合法化危機”并非僅是晚期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問題,它貫穿于整個人類歷史,而在高度復雜性的現代社會,這個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面對這種日益復雜的現代社會,科學化和民主化就成為公共決策所必須追求的兩大目標。

广东11选5在西方語境中,從柏拉圖對雅典民主的詰難,到阿羅不可能定律對理性選擇的解構,在政治理論家中彌漫著對民主理論的普遍懷疑,但民主理念作為西方社會核心價值的地位幾乎是無可撼動的。不過,面對復雜的現代社會,傳統的代議民主強調投票和代表機制來收集、提煉、整理、聚合各種偏好和利益的“聚合式民主”(aggregative conceptions of the common good)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以羅徹斯特學派為代表的現代社會選擇理論更認為,“多數原則有可能導致專制的結果,甚至是少數的暴政(Minority Tyranny)”,[13]簡單的投票和偏好加總很可能導致的是所謂的“民主不理性”(Democracy's alleged irrationality)。如此一來,從民主理論內部發展出來的協商民主理論的價值就凸顯出來。[14]協商民主理論以“協商性”補救代議民主之偏差,以公民參與協商提高公民的公共理性,以協商程序來保障人民主權,藉此重新提振民主政治的合法性。顯見,代議民主與協商民主之間的關系絕不是取代和超越的關系,在廣土眾民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中,代議民主仍然是民主得以實現和有效運行的根本形式和基礎制度載體。協商民主更多針對的是具體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中公眾參與和公民對話、公民商談。協商民主的很大部分甚至是絕大部分其實是集中在公共政策領域。

广东11选5在中國語境中,從黨的十三大提出“黨的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到十九大以來,強調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要“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政策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是黨和政府執政的內在要求,也是其追求的兩大目標。既不民主也不科學的決策不僅削弱政策執行力,損害決策部門的公信力,而且嚴重的話,會危及地方執政當局乃至整個政府的合法性。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強調要推進公共政策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并把它設定為中國廣東11選5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正如有學者指出:“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全景式研究,尤其是對影響中國政治發展的經濟、制度、民主、法治、政治文化、公民社會、社會沖突、國際影響、政策、發展方式十個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盡管經濟、制度、民主、法治、政治文化、公民社會、社會沖突、國際影響等因素在中國政治發展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因素都不是主導中國政治發展的根本性因素,真正主導或決定中國政治發展的應該是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極大地影響、主導甚至制約著其他因素的發展,并形成了‘政策主導型的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發展范式。”[15]由此產生的“政策民主”——以政策民主化及公民參與政策過程為代表的民主[16]——要求以民主的方式改變封閉的政策過程,使公共政策能夠獲得更好的民意基礎。[17]

广东11选5“政策民主”是政策協商產生的理論基礎,政策協商是政策民主得以實現的實踐前提。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為實現黨和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在公共政策決策時的科學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展開的中觀層面的政策協商。何為政策協商?簡言之,就是多元行動主體為實現公共政策與民意的契合而本著積極參與、相互尊重、理性對話、平等協商的態度,圍繞具體公共政策決策進行的商談、對話、討論,就公共議題的設置、公共政策的方向、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等公共政策涉及的諸多內容和環節最大限度地達成共識。

“政策民主”是民主的力量進入政治決策這個“黑箱”內部,打破政策決策的封閉過程,相應地,政策協商也是要讓公眾的參與、對話、協商貫穿政策決策的整個流程中,從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協商主體、協商程序到政策反饋等各個環節。

广东11选5“政策民主”使政策協商成為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政策協商,是黨和政府追求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政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成就。相較于政治協商,政策協商定位在中觀層面,即黨和政府的具體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層面。中國的政策協商定位于各級黨委和政府圍繞廣東11選5建設事業中的中觀層面的具體公共政策決策所展開的公民參與和公民協商。政策協商的功能是為了促進具體公共政策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強調公民參與、公民表達、公民對話和公民理性,在這個過程中,落實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實現中國廣東11選5民主的真實性、廣泛性和先進性。讓公民參與到具體的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來,能夠增強政策的合法性,能夠提高公民對政策的遵從度(policy compliance),降低政策執行成本;同時,公民的參與也能增強公民的效能感和獲得感。

广东11选5必須指出,任何大型的人類社會組織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公共政策決策中的參與和效率的關系問題。協商民主須謹防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議而不決、商而無果。政策協商的最終結果是要決策,而任何協商又都有成本;協商主體的規模越大,越不容易達成共識。因此,在實際的政策協商中,協商主體選擇的范圍和規模必須按照一定原則進行劃定和限制。同時,政策協商的范圍問題(deliberation scope and scale)也值得進一步研究。協商同其他商談形式一樣,既可能產生好的結果和影響,也可能產生不良后果和負面影響。在一定的社會語境、發展階段、政策環境下,有些公共政策適合協商,而有些公共政策不適合協商,政策協商的事項范圍必須要確定。一個一般性的、原則性的回答是,政府應該把有助于改善人們生活質量的協商形式最大化,而把改善人們生活無益的協商形式最小化。具體而言,政府的決策涉及國家安全、公眾安全、保密性和時效性等公共決策時,一般不適用較大規模的政策協商。在開展政策協商時,如何權衡民主性和科學性之間、民主性與專業性之間的關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簡言之,只有在政策決策時充分開展協商民主,政策協商時尊重和遵守一定原則和規范,才能實現政策民主和政策協商的良性運行,進而實現公共決策的代議性表達和參與性表達的有效結合。

四、社會民主與社會協商 

在政治協商和政策協商之外,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三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協商。何為社會協商?要深刻理解社會協商,必須首先理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其次要引出社會民主的概念,來理解社會民主與社會協商之間的關系;最后還要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建社會,追求實現社會治理的這個現實語境來理解。

理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理解現代政治文明的關鍵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雙重屬性。作為自然人,人首先存在于自然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外在于自然界,因此,自然秩序是人類必須首先要處理好的秩序。人作為社會人,必須存在于人與人交往的社會關系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隔絕的狀態之中,因此,人類還要處理好社會秩序。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對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相應地,社會就是人的一切關系的總和。[18]從這個意義上,對于任何一個文明和社會共同體來說,社會具有先在性、前提性和根本性。從邏輯上看,國家不過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發展,為維護社會秩序,從社會之中發展出來的。恩格斯就指出,國家是源于社會和高于社會的力量,國家產生和發展的使命就在于能夠將生產和生活中發生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控制在有序范圍內。[19]國家與社會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任何現代文明和現代社會的發展,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秩序,這就決定了建設一個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現代國家的必要性;而社會的先在性、前提性、根本性又表明,不管國家機器多強大,它都不可能消滅社會和取代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恰恰要求國家能夠發揮其自身的優勢,積極培育社會的良性發展,建設一個發育良好、組織和運行有序的社會秩序。

广东11选5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理論構成了社會協商的基礎理論。在政治學中,用社會民主的概念描述社會良性發育和有效運行狀態。薩托利指出,“民主一詞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此后大約直到一個世紀以前,它一直是個政治概念。也就是說,民主只意味著政治民主。但是今天我們也從非政治或準政治的意義上談論民主。例如我們聽到過社會民主、工業民主、經濟民主。”[20]薩托利進一步把社會民主概念的出現追溯到托克維爾所認識到的美國的一種社會狀態和社會風氣,“社會民主是指這樣一個社會,它的民族精神要求其成員認為自己有平等的社會地位。”[21]在這一層含義之外,“社會民主也被用于指基層民主網絡——小社區和志愿組織。這種網絡可以繁榮于整個社會,從而為政治上層建筑提供社會支柱和基礎結構。”[22]在薩托利看來,社會民主的特征因素不僅在于它是在社會層面運行,而且在于它的自發性、內生性和超政治性。社會民主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生活方式。社會民主強調社會內部成員之間的一種平等性精神,強調社會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自組織形態,強調民主政治在社會層面的展開。社會民主理論是社會協商的基礎理論,社會民主的實質內蘊了社會協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會協商不是社會民主的全部,但社會協商是社會民主開展的內在要求和具體體現。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處理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方式方法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權力從經濟領域適度退出,國家權力對社會的控制也適度放松,經濟上得到高速發展,社會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育并贏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就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言,國家的適度回退(rolling-back),帶來了社會的發展,成就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事業的良好業績。反過來,社會的發展也要求國家及時調整自己的身段,更新自己的治理社會的方式和手段,推動國家治理的創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發展和完善廣東11選5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實現國家治理的宏大改革目標,就要充分發揮社會協商在培養理性公民,促進社會有機團結(social solidarity),形成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良性互動的社會資本方面的顯著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與薩托利強調的社會民主的自生、自發、內在邏輯不同的是,中國的社會民主的生長與發展帶有很強的國家引導和被培育的因素。

广东11选5社會協商能夠促成社會民主的有效開展,而社會民主又是達致社會治理的重要政治機制和基礎。在重建基層社會,實現社會治理的中國語境中,社會協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構成部分:

广东11选5一是城市社區自治中的社會協商。社區自治中的協商民主是社會協商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城市社會的居住面貌和生活方式。城市社區的發展內在需要社區治理的發展,城市社區自治是“以社區居委會為基本形式,強調開發社區自身資源,實現社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城市社區自治模式”,[23]“社區自治是中國基層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其產生和發展,既是中國城市社會治理模式的一種穿造性發展,也是當前構建廣東11選5和諧社會的一種有效形式。”[24]城市社區是以居住地為聯系紐帶的公共社群,城市社區自治必然具有濃厚色彩的協商民主特征。目前的城市社區自治中,既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評議等代議民主的必要構成形式,也有創新性的協商民主形式,諸如,社區對話、社區評議、社區論壇、門棟自治等創新性的社區協商民主治理方式。[25]

二是農村村民自治中的社會協商。村民自治中的協商民主是社會協商的重要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農村居民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自主地管理本村事務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它體現了群眾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等廣東11選5民主的原則和特點。“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農村基層民主,它的現實基礎就是農村經濟承包責任制,是建立在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的政治上層建筑”。[26]中國的村民自治中涌現出各種協商民主的創新形式,村民直接參與決策,形成決策的議事制度和對話機制體現了協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協商民主的最真實體現。

广东11选5三是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中的協商民主。單位治理和社會組織治理中的協商民主也是社會協商的重要組成部分。“單位”作為一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組織而存在,深深地鑲嵌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之中。“盡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位對國家、個人對單位的依賴性會逐漸地弱化,國家與單位兩級構造所形成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會逐漸松動和消逝,但是,這種以單位組織為主導的基本結構格局在短時期內還不會徹底改變。單位組織和非單位組織并存,兩種社會組織行為規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狀態還會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27]各種社會組織也隨著改革開放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

要言之,中國協商民主的第三個層次是為重建基層、鞏固黨和國家在基層的政權,實現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秩序而展開的微觀層面的社會協商。它包括城市社區自治中的社會協商、村民自治中的社會協商、單位和社會組織中社會協商。它主要在中國的社會自組織的微觀層面運行,主要議題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相關的各種事務,強調的是公民的直接參與、審慎思考、理性對話、合理行為。社會協商在中國民主政治體系中的功能主要在于培養和塑造現代公民,形成良性有序的社會秩序,有力促進社會民主的實現,進而助力實現中國良性社會治理。

五、結語 

中國實行的是廣東11選5人民民主制度。代議民主和協商民主是構成中國民主制度運行的兩種主要形式,二者并行不悖,相互補充。中國協商民主不僅很好體現了“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著辦”的中國智慧,而且也契合現代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所主張的對話、協商、審議的實質,呈現出復合型特征。中國協商民主在宏觀政治層面、中觀政策層面和微觀社會層面都有相應體現。但三個層面的協商民主有不同的理論依據和展開邏輯,其展開協商的層次和場域不同,協商所關注的議題不同。本文基于邏輯、場域和議題分析來論證中國協商民主的多層次性,將中國協商民主層次化為宏觀層面的政治協商、中觀層面的政策協商、微觀層面的社會協商,希望能夠明晰中國協商民主的層次化立體圖景。在討論中國的協商民主時,既要承認其植根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特性,不能簡單套用西方話語和邏輯來認識和解釋中國;又要承認其無可避免地受到了來自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譯介和傳播的影響,是世界協商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組成部分。正是這種本土智慧與世界潮流交融,歷史邏輯與當下情境交織,復合成中國協商民主的層次化立體圖景。

[收稿日期]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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