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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脈絡、議題、方法、前景
作者:張春滿 郭蘇建 文章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3期 時間:2019-09-11

摘 要:海外的中國政治研究已經走過百年歷程。國外學者開展中國政治研究的視角、方法和路徑對于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對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的梳理分析發現, 一方面, 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在過去的一百多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轉變并取得了較好的學術效果。這首先表現在研究議題從比較單一的宏觀主題向更加豐富的中觀和微觀層次主題轉型。其次, 開展中國政治研究的方法也從簡單的描述性分析發展為多元化的但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方法論取向。另一方面, 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也遭遇了發展的瓶頸。這體現在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與中國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之間存在著鴻溝 (“向東”鴻溝) , 與美國的主流比較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鴻溝 (“向西”鴻溝) 。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的發展前景取決于如何跨越兩大鴻溝, 進而實現新的學科定位并做出新的理論貢獻。 

關鍵詞:中國政治研究; 美國期刊;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比較政治學》; 《比較政治研究》; 

一、前言 

一直以來中國政治研究都存在兩個場域:國內的中國政治研究和海外學術界的中國政治研究。改革開放以來, 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蓬勃發展, 成就斐然, 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在海外的中國政治研究中, 美國學術界是當之無愧的領頭羊。這是因為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 美國學者的規模最大、領軍學者最多、學術期刊的影響力最大。很長時間以來, 中國翻譯引進了諸多美國學者研究中國政治的專著, 為我們更好理解中國政治和理解海外學術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但是, 截止到目前, 學術界還沒有系統地梳理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 (以下簡稱“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 的情況。從期刊論文的角度與從專著的角度來理解海外的中國政治研究是有很大區別的。專著在研究深度和材料的豐富程度上是期刊論文無法比擬的;但是學術論文具有呈現研究課題最新進展、成果發表速度快、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研究范圍廣、全文數據庫檢索速度快等獨特優勢, 這也是學術著作不具備的。得益于這些獨特的優勢, 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傾向于在最快的時間內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 之后才會考慮是否繼續出版著作作進一步的闡述。

本文將對美國政治學學科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做一個長時間跨度的梳理和分析。在美國政治學界, 中國政治研究屬于比較政治學范疇。美國學術界有多本期刊刊載比較政治學領域的論文, 其中包括《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國政治科學雜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比較政治學》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政治研究》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政治科學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等等。從期刊影響力、創刊時間和本文的研究需要出發, 本文選取《美國政治科學評論》、《比較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三本期刊作為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的代表來梳理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選擇這些期刊的理由是, 本文主要是梳理、考察和分析美國政治學學科期刊對中國政治研究的關注和研究, 而非區域研究期刊對中國政治的研究。雖然《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 、《當代中國雜志》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廣東11選5登錄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也刊載中國政治研究方面的論文, 但是這些期刊與政治學的學科期刊存在較大的不同, 不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政治學的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和學術影響力往往比區域研究期刊大得多, 而且, 區域研究期刊的創刊時間相對較短, 也不符合本文開展長時間跨度研究的需要。基于這些考慮, 這些區域研究期刊不納入本文的研究范疇。《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在西方學術界是公認的政治學科頂尖期刊。《比較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是比較政治學領域最為重要的兩本學術期刊。因此, 這三本期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具體而言, 創刊于1906年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截止到2018年大約發表了4500篇論文, 其中以中國政治作為研究內容的論文共38篇, 占比為0.8%。《比較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均創刊于1968年, 至今也有50多年的歷史。截止到2018年, 前者大約發表了1240篇論文, 而后者則發表了大約1720篇論文。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在《比較政治學》中出現了40篇 (占比為3.2%) ,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出現了43篇 (占比為2.5%) 。二者加上《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的38篇一共是121篇論文, 這些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論文構成了本文的研究對象。

二、古德諾之后: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發展脈絡 

改革開放以來, 國內學術界引介了大量的海外中國政治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使得一部分人認為美國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是在20世紀下半葉才興起的。事實上, 在一百多年以前, 美國的期刊已經開始刊載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成果。通過查閱1906年創刊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過去一百多年的發表記錄, 關于中國政治的論文第一次出現是在1910年。這篇論文的作者是王青純 (Ching-Chun Wang, 音譯) 。他是第一位在這本政治學的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清朝人 (也是最后一位) , 也是第一位實現零的突破的中國人。資料顯示, 作為清朝人的王青純在美國拿到了碩士學位, 他以榮譽研究員 (honorary fellow) 的身份發表此文時的署名單位是伊利諾伊大學。這篇論文是《為什么中國人反對外國鐵路貸款》1。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幾年, 國外列強與中國本土士紳階層圍繞修筑鐵路發生了激烈的對抗, 清王朝的立場也變幻不定, 引起了很多矛盾和糾紛。王青純的這篇論文旨在向國際學術界揭示這些糾紛的根源和中國的立場。

因為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的中國政治論文大部分是關于中國國內政治的, 作者往往是國外學者。因此王青純的論文盡管是第一篇, 但是不算是具有很強代表性的論文。第一位在期刊上發表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外國學者是鼎鼎大名的弗蘭克·古德諾 (Frank Goodnow) 。作為美國學術界的權威學者, 古德諾在政治學、行政學、法學等多個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他也因此成為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首任會長, 后來還擔任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長。古德諾為國人所熟知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袁世凱的法律顧問, 幫助起草過中華民國新憲法。他于1914年、1915年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接連發表了兩篇中國政治論文。第一篇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二篇是《中國的改革》2。古德諾因為親身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 恰逢早期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主要是以比較憲法研究為主, 而且這篇論文直到今天還被學者引用, 因此這篇論文可以被視為真正開啟了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作品。

本文把在古德諾之后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發展脈絡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79年和1979年以后。在1949年以前,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共發表了11篇中國政治的論文。除了王青純的論文, 剩下的唯一一位中國作者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和法學家錢端升教授。錢端升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 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任教。在1942年, 錢端升教授以國立北京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 今天的北京大學前身) 為署名單位發表了《中國的戰時政府》一文3, 這篇論文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組織、功能和演變進行了細致的分析。1949年以前發表的其他論文也主要是以中國的憲法、政府和政治體制作為研究內容。這一階段的中國政治研究有三個特點:第一, 作者的研究以宏觀議題為主。無論是中國學者錢端升的論文還是古德諾等人的論文, 都無一例外地討論了比較宏觀而重大的問題。隨著清王朝的倒臺和民國的興起, 中國政治本身在20世紀的早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巨變。研究政府創設、制定憲法等宏觀問題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也往往具有深刻的現實政治價值。第二, 作者普遍具有比較深入和廣泛的在華工作和考察經歷。王青純和錢端升作為中國人, 自然對中國內部的情況非常了解。這些美國學者之所以能夠發表關于中國政治的論文往往是因為他們掌握很多一手資料。古德諾作為袁世凱的法律顧問, 在中國考察的深度和廣度自不必說。其他作者也不落下風。例如, 前后共發表了3篇論文的明尼蘇達大學哈羅德·奎格雷 (Harold Scott Quigley) 教授曾經作為訪問教授在清華大學工作了2年。他在中國交游廣泛, 還曾經與很多高層人士包括孫中山有過接觸。這些經歷幫助外國學者能夠更好地把握中國政治的實際狀況。第三, 論文發表者大部分是資深教授。11位作者中除了王青純是榮譽研究員, 其他10位均是在美國和中國的大學擔任教授4。這些學者后來不僅培養了大量的年輕一代學者, 部分學者也為美國政府部門提供了很多政策咨詢建議, 對政策制定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 因為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倒向了蘇聯和廣東11選5陣營, 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廣東11選5國家采取了敵視政策, 中美關系的性質變化開始影響美國學術界對中國政治的研究。這一階段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特點是:第一, 這一階段關于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發表數量開始下降。從1949年到1979年,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共發表了8篇中國政治論文, 《比較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研究》因為創刊時間相對較晚只分別發表了3篇和1篇。這一時期應該說是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低潮期。因為在這30年中, 三大政治學期刊只發表了12篇關于中國政治的論文。而這一時期恰恰是比較政治學在美國蓬勃發展的時期。眾多美國學者受到國家各種資金的支持開展對亞非拉國家的研究。例如, 三大期刊中關于印度政治的研究論文達到了21篇, 幾乎是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兩倍。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減少并不意味著美國學界不關心中國, 不然美國各界也不會開展“誰丟掉了中國”這樣的大辯論, 而是因為兩個國家在1949年以后的多數時間里處于敵對狀態, 外國學者難于進入中國開展調查研究。沒有機會獲得一手的研究資料, 這一階段的中國政治研究自然而然就陷入了低潮。第二, 這一階段的中國政治研究以分析廣東11選5和共產主義制度和政策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雖然數量不多, 但是主題卻相對比較集中, 即向學術界介紹新中國廣東11選5政權的主要方面。美國出于打贏冷戰的需要, 亟需了解中國新生政權的主要政策和發展方向, 因此對中國廣東11選5制度充滿了學術上和政策上的好奇。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時期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了中國懷疑論的苗頭。一些文章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充滿了對中國的懷疑和疑惑。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美國對華比較敵視的態度外,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論文的作者是前國民黨人或者臺灣地區培養出來的學者。比如, 1957年發表論文的候服五 (Franklin W. Houn) 曾經擔任過蔣介石總統府的行政秘書, 后來他去了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他對中國共產黨做過非常細致的研究, 其出版的《中國共產主義簡史》一書在美國影響力很大5。1972年發表論文的陳必照 (Chen Pi-chao) 在臺灣東海大學讀完本科之后赴美留學, 在美國執教期間曾經參加臺獨活動, 后來回到臺灣加入了民進黨, 還曾擔任陳水扁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這些人對大陸的研究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充滿偏見。

1979年以后, 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美兩國在1979年正式建交, 更得益于中國40年來的迅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因為兩國關系的恢復和全面交往的需要, 美國學者能夠在闊別中國幾十年后再次來到中國開展調查研究。1979年之后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與前兩個階段相比有如下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 研究內容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總體來看, 1979年之后的研究內容不僅多元而且向中觀和微觀層面轉變。1949年之前的研究主要以宏觀問題為主, 1949年到1979年間的研究選題也相對比較集中。而1979年之后發表的論文很難找到一個集中的主題來概括。此外, 除了個別研究討論了中國的現代化和政權特征等宏觀層面的問題, 更多的研究是采取了中觀層面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政治的某些具體議題, 如腐敗問題、農村選舉、政治參與, 等等。第二, 研究人員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對這一階段發表的98篇論文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我們發現第一作者的職稱是教授的文章占比為20%, 職稱是副教授的文章占比為26%, 而職稱是助理教授 (包含博士生) 的文章占比為48%6。這個數據表明1979年之后在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上發表中國政治論文的作者是新生代的年輕學者。這一趨勢在過去10年表現得更加明顯。另外, 我們發現合作發表的論文數量越來越多。在第一和第二階段, 合作發表論文的情況屬于鳳毛麟角, 而1979年以來, 有30篇論文是以多人合作的形式發表出來的。這個現象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和《比較政治研究》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比較政治學》中并不是特別明顯。最后一點值得說明的是論文作者來源地的多元化。美國大學仍然是最主要的作者來源地, 但是歐洲、加拿大、中國香港和大陸高校也開始貢獻作者。中國學者和華裔美國學者的表現尤為搶眼。有20多篇是華裔華人學者作為第一作者完成的論文。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國和中國香港。目前, 中國大陸只有清華大學的孟天廣副教授在《比較政治研究》上以第一作者發表過論文。第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定量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方法在2000年之后成為主流, 以描述性分析為主的關于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幾乎不可能在主流政治學期刊上發表。定量研究的興起是政治學領域的一個整體趨勢, 并不是中國政治研究領域所獨有的現象。對于這一研究方法的轉變, 美國學界的認識并不統一。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講, 應用復雜的數據處理技術和先進的研究方法能夠確保研究發現的科學性、學術質量和可靠性;但是看重田野調查的學者認為, 這樣的趨勢會“鼓勵”更多的人坐在電腦前完成中國政治的研究。

广东11选5從上文我們能夠發現,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之路并不平坦。它曾經遭遇瓶頸陷入低谷, 在改革開放之后才獲得蓬勃發展。下文將從議題、方法和前景三個方面進一步剖析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

三、從單一到多元: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議題 

  學術繁榮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研究內容的多樣化。1979年以前,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在研究主題上不夠多元, 研究議題主要以政府、憲法和國家制度等宏大主題為主。這個狀況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發生了轉變, 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到中國政治研究的領域, 研究議題也變得豐富起來。不僅傳統的高政治議題 (共產黨、人大、軍隊) 得到了持續的關注, 一些曾經被認為不屬于政治學研究范疇的低政治議題 (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媒體等等) 也得到了研究。而且從分析層次的角度觀察, 中層和微觀視角是最為普遍的研究視角。

广东11选5表1 出現頻次3次以上的研究議題   來源:作者自制

 

從表1可以看出, 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選題非常多元。高政治領域和低政治領域都有多個議題出現了3次以上。在這些研究議題中, 出現頻次最多的是農村政治研究 (出現了12次)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 農村政治研究從來沒有被納入主流美國政治學者的視野, 但是為何在過去40年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呢?原因比較復雜。第一個主要原因是農村是中國改革的突破口。在經濟上,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活了農業, 為后續的改革開放開了一個好頭。在政治上, 20世紀80年代開始試行到后來全面推行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政治面貌, 吸引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第二個主要原因是選舉是西方政治學界的長期研究熱點。當中國開始施行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時候, 海外學界就發現了一個西方理論和中國案例的結合點。這種情況在美國學界的印度政治研究中也存在。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學期刊中, 選舉研究是印度政治研究中的長期熱點。因為中國的特殊性和1979年之前一段時間的國際環境, 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國政治的很多方面都面臨一些障礙。但是當外國學者進入到中國農村選舉的研究場域不僅沒有任何障礙, 而且還具有理論和方法優勢。

广东11选5除了農村政治, 其他出現頻次較多的議題還包括社會抗爭、腐敗 (反腐敗) 、媒體與互聯網和人大研究等等。這些研究議題也是中國社會的熱點議題, 說明美國學界對中國政治現實中的熱點問題一直保持了高度的關注。有些議題只出現了一次, 這些議題包括知識產權、群團組織、監察制度、民營企業家、公民偏好、政府回應性、法治、災后重建、福利政策, 等等。需要注意的是, 對中國政治宏觀主題的研究在迅速減少, 1979年之后出現的很多新議題采用的分析視角是在向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轉變。比如對于公民偏好、社會抗爭和民營企業家等議題的研究, 中觀和微觀的分析視角能夠更加細致地剖析這些議題的內在價值和學術潛力。尤其是在中觀層面, 這些研究發現能夠更好地兼顧中國政治的特殊性和政治學理論發現的普遍性。

那么到底什么研究議題在學術界的影響力比較大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 本文對三本期刊中的121篇中國政治研究論文進行了引用量統計。《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中的38篇論文一共被引用了3617次, 平均每篇被引用95次7;《比較政治學》中的40篇論文一共被引用了2598次, 平均每篇被引用65次;《比較政治研究》中的43篇論文一共被引用了2584次, 平均每篇被引用60次。其中, 引用量最高的10篇論文中有一半出自《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見表2) ,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這本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及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在這10篇論文中, 農村政治是出現次數最多的議題, 腐敗問題和媒體與互聯網是出現次數第二多的議題。值得說明的是, 這些高引用量的論文產生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了學術界之外, 一些研究發現甚至引起了海內外大眾媒體的注意, 引發了廣泛的討論。

 

表2 引用量最高的10篇論文      來源:作者自制。

需要注意的是, 中國政治的研究議題盡管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得愈發多元, 但是與美國政治學尤其是比較政治學的主流議題還不是完全契合。在二戰結束之后, 美國比較政治學的第一個核心大主題是現代化, 即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如何步入現代化。西摩·立普賽特 (Seymour Lipset) 、巴林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 、西達·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和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等人的研究就是圍繞現代化展開的8。而在這個時期,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基本上沒有回應現代化的問題。大部分的研究是著眼于理解中國新生的政權和廣東11選5制度。而到了20世紀的80年代, 比較政治學開始研究第二個核心主題:民主化和民主轉型。這個主題的研究成果異常豐富, 也涌現出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和學者9。有趣的是, 中國政治研究再次與這一時期的比較政治研究趨勢不相協調。正當第三波民主化推動著美國學界期待歷史終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時候, 實行廣東11選5制度的中國不僅沒有崩潰, 反而在進入新世紀之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案例的“不合拍”直接催生了“中國特殊論”的學術狀況。這一狀況的存在導致中國政治研究在西方的比較政治學領域“存在感”不太強。中國政治案例研究或從中國政治案例研究中提煉出的概念似乎并不為美國主流政治學界所認同, 很難為主流的比較政治學一般性理論添磚加瓦, 因為中國政治案例研究發現很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被重復 (replicated) 而進行科學證實或者證偽。從中國案例出發得到的一些新概念也沒有被比較政治學界廣泛接納。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著作和論文也很少被列入其頂尖高校的比較政治學課程大綱。

四、定性、定量抑或其他: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方法 

广东11选5研究方法的進步是推動學科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比較政治學從名稱本身就暗含了對方法的要求和追求。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 美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開始迎來大發展。阿倫德·利普哈特 (Arend Lijphart) 的《比較政治學和比較方法》是這方面的經典研究論文10, 這篇論文對四種主流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實驗研究方法、統計研究方法和比較研究方法) 進行了分析比較。到了20世紀90年代, 加里·金 (Gary King) , 羅伯特·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和西德尼·維巴 (Sidney Verba) 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學推論》是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發展中的里程碑式著作11。這本書在客觀上進一步推動了定量研究方法的興盛。面對定量研究“咄咄逼人”的發展態勢, 美國學界一些比較政治學者也在積極推動質性研究方法的發展和進步12。近些年, 在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和反思基礎之上13, 學術界更加關注如何把質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結合起來開展混合研究14。

广东11选5在2007年, 格拉多·蒙克 (Gerardo L. Munck) 和理查德·施耐德 (Richard Snyder) 發表文章對1989到2004年間三本比較政治學期刊的論文進行了方法論統計 (見表3) 。兩位作者把方法論分為理論建構的方法和實證分析的方法。在理論構建的方法方面, 使用頻次最高的是歸納的、質性的研究方法, 其次是演繹的、半形式 (模型) 的方法。在實證分析的方法方面, 使用頻次最高的是質性的研究方法, 其次是定量的研究方法。近些年, 部分文章采用了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混合方法。因為在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中, 理論構建的論文比較少, 實證分析的論文是主體。因此下文將側重于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介紹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的方法。

 

广东11选5表3 不同研究方法的應用情況

广东11选5來源:Gerardo Munck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1, 2007.說明:文章百分比超過100%是因為有些論文使用了多種方法。

總體來講,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積極迎合了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發展趨勢。通過對121篇樣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 我們發現中國政治領域的研究方法是比較豐富多元的, 方法使用偏好與蒙克和施耐德的研究結果也比較一致 (參見圖1) 。本文把研究方法進一步細分為:描述性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描述性統計法、統計分析法、大數據研究法、訪談/民族志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實驗研究法和混合研究。描述性分析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中國政治研究中非常普遍。研究者重點是對中國政治的某一議題進行描述和介紹。在今天看來, 這種研究似乎不夠深入, 研究發現也不夠深刻。但是在當時的學科背景下, 考慮到數據的缺失和研究資源和手段的缺乏, 描述性分析是最為普遍的和實用的。描述性統計與統計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以基本的數據描述為主 (數據的分布、均值、年度變化的等等) , 而后者是以高級統計研究方法做深度的數據分析為主 (尤其是開展回歸分析討論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 。

 

圖1 21篇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研究方法

广东11选5我們統計發現,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的文章達到了60篇, 占到了總數的一半。在這60篇論文中, 1979年以前的論文占到了22篇, 1979年到2008年之間的論文占到了30篇, 而過去10年的論文只有8篇。這一趨勢說明在本文所統計的三大政治學期刊中, 采用質性研究方法發表論文的難度在迅速變大。中國政治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達到了43篇, 占到了發表論文總數的36%。在這43篇論文中, 1979年以前發表的論文占到了2篇, 1979年到2008年之間的論文有14篇, 而過去10年的論文則高達27篇。通過對質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應用趨勢進行對比, 我們發現1979年以來, 在經歷了質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彼此平衡發展的階段之后, 在美國頂尖政治學期刊發表中國政治研究論文越來越依賴定量的研究方法。雖然在過去10年中, 新興的研究方法如實驗法和大數據研究法開始興起, 但是定量研究方法目前是處于“一家獨大”的發展狀態。

當然作為比較政治學的經典方法, 比較研究法一直備受學者青睞。在1979年以來有12篇論文是采用了比較研究法, 在過去10年也有5篇論文是把中國政治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進行了比較分析。在這些比較研究中, 與中國進行比較最多的國家和地區是印度、中國臺灣地區、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印度能夠排在首位是因為兩個國家在很多方面確實有太多相似之處。中印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 人口眾多, 國土遼闊, 經濟表現都獲得了世界矚目。同時, 這兩個國家也面臨著很多相似的問題, 例如經濟發展、腐敗/反腐敗、社會公平、環境污染, 等等。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之所以被用來與中國進行比較, 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是前廣東11選5國家, 與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比較類似。而臺灣地區與大陸目前的政治體制是不同的, 但是兩者能夠進行比較的基礎在于都是華人社會, 社會文化也比較接近。在古德諾的文章中, 他把中國的立法部門與歐洲的立法部門進行了一些比較。但是在之后數十年中, 學界只有極少數學者嘗試過把中國與西歐國家或者拉美國家進行比較15, 把中國與非洲國家進行比較的研究更是罕見。印度、臺灣地區和前廣東11選5國家將會繼續成為與中國進行比較的主要對象。這一趨勢不僅存在于學術論文中, 在學術專著中也是一樣。

五、跨越兩大鴻溝: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的前景 

過去一百年來, 中國政治的研究議題從宏觀走向了中層和微觀, 開展中國政治研究的方法也從單一的簡單描述轉變為今天的百花齊放。然而在蓬勃發展的背后, 一些學者也在認真思考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發展前景和未來。當前,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面臨著“向東”與“向西”兩大鴻溝。

第一個鴻溝是“向東”鴻溝, 即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與中國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之間的鴻溝。從發展趨勢來看, 中國本土的政治學的發展趨勢是走向政治科學、經驗研究、定量分析, 等等16。這一趨勢與美國期刊中所呈現出的中國政治研究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協調的、和諧的。但是, 我們進一步的研究發現, 二者在問題意識、受眾意識和學術立場方面存在著鴻溝。

广东11选5首先, 學術研究都是從研究問題出發,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與中國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問題意識存在很大的不同。簡言之, 前者的問題意識是以“悖論、矛盾、差異”為其科學研究出發點, 致力于探索和解釋中國政治中出現的與西方政治情景矛盾的、差異的、新奇的問題。那么本土的中國政治的問題意識是什么呢?這個問題見仁見智, 但是基本上是圍繞著解決中國具體現實問題和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過程中的與政治相關的議題而展開的。推動中國政治研究的發展是要找到中國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并以政治學的視角和路徑開展研究。正因為在問題意識上存在差異, 一些中國本土學者對于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不以為然, 覺得海外的研究“無關痛癢”, 沒有研究到真正的重要問題。其次, 受眾意識上的差別更加明顯。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受眾是西方的學術界、政界和公民。因為政治學在美國是顯學, 是大學里的強勢和熱門學科。因此不僅學術界非常關注美國期刊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美國的政界和公眾也把這些研究作為了解中國的重要學習資源。在美國, 因為沒有豐富的渠道來了解中國, 學者和學生了解中國政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閱讀這些英文論文。在中國, 政治學受重視的程度還沒有達到顯學的地步, 因此本土中國政治研究的受眾主要就是學術界。政界和公眾并沒有太強烈的意愿通過閱讀學術論文來了解中國政治。他們每天都生活在中國政治的具體情境之中, 對政治現實的理解有時甚至比學者還要深入。最后一個主要差別來自于學術立場。美國期刊所呈現出的中國政治研究的基本學術立場與本土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術立場是不同的。美國學者的培養是以批評和反思為主, 他們對本國的批評尚且直言不諱, 對其他國家的批評更是無所顧忌。政治學研究本身又是一個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的學科, 因此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是存在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偏好的。在我國, 從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出發, 中國政治研究自然也需要堅持正確的立場, 堅持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 不能盲從西方的學術立場。這種學術立場的差別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凸顯。

广东11选5第二個鴻溝是“向西”鴻溝, 即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與美國主流比較政治學之間的鴻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蔡小莉 (Lily Tsai) 認為, 美國期刊中國政治研究與主流的比較政治學研究還有很大的鴻溝, 因為她發現比較政治學者很少閱讀中國政治研究的論文, 他們即使閱讀了也會認為沒有引用的需要和必要17。雖然在研究方法上, 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與美國主流比較政治學的發展趨勢是比較一致的。但是在研究議題和相互促進的問題上, 中國政治研究還是顯得有些“不合群”。

在研究議題上, 主流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主題與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主題不一致。上文已經提到, 美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有階段性的大主題。在二戰結束之后, 美國出于維護自己霸權的需要, 積極鼓勵學者開展比較政治學研究, 尤其關注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問題。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 比較政治學的大主題開始從現代化向民主化轉變。因為中國政治的現實發展與這兩個主題在時間上都是脫節的, 加之中國政治本身具備的一些特質, 導致比較政治學的很多研究議題都沒有在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中出現過。表4是格拉多·蒙克和理查德·施耐德在2007年對319篇比較政治學論文的主題進行的統計。兩位作者把比較政治學的議題歸納為五個中心大主題和25個主題。在五大中心主題中, 出現文章最多的是民主制度和國家制度的主題, 出現文章最少的是政治秩序的主題。在25個主題中, 文章出現最多的是經濟政策和改革, 出現最少的是戰爭。通過把表1所總結的中國政治研究主題和表4所歸納的比較政治學的主題進行比照, 我們發現表4中只有48%的主題出現在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中。因為研究議題的缺失, 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就天然地會在整個比較政治學中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

 

广东11选5表4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主題

广东11选5來源:Gerardo Munck and Richard Snyder, “Debating The Dire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A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1, 2007.說明:文章百分比超過100%是因為有些論文包含多個主題。

广东11选5然而在“向西”鴻溝中更加令人擔憂的情況是, 即使在議題重合的領域, 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還沒有產生能夠影響比較政治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和新路徑。兩個領域的互動情況是比較政治學在從理論上支撐廣東11選5登錄的研究, 表現在學者發表在美國期刊上的論文是在利用既有的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理論、話語和范式。而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新發現沒有能夠為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大廈添磚加瓦。所以在海外的中國政治研究圈, 一直有學者在反思如何把中國政治研究更好地帶入到比較政治學中18。當然, 在過去的幾十年, 美國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中也產生了如全能主義和依法抗爭之類的概念和理論。但是總體而言, 從中國案例出發形成的比較政治學概念和理論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成功案例并不多。

20世紀80年代初期, 美國學界還在擔心中國政治研究如何在沉寂了三十多年之后獲得新的發展。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何漢理 (Harry Harding) 對第三代學者提出了諸如“實現多學科知識融合、充分利用新發掘信息、加強與比較政治學的互動”等學科發展建議19。在今天看來, 何漢理的部分建議是被接受了, 也促進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中刊載的中國政治研究論文不僅實現了議題的豐富多元, 也實現了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這些新的進展鼓舞著更多年輕學者投入到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但是有些建議在今天看來仍然沒有得到落實, 還在困擾著美國的廣東11選5登錄研究。

對于美國主流政治學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 它的發展前景取決于如何跨越“向東”和“向西”的鴻溝和實現新的學科定位。如果無視“向西”鴻溝的存在, 只追求在研究方法上與主流趨勢保持一致, 那么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將很難為比較政治學做出理論貢獻。與此同時, 不解決“向東”鴻溝的問題, 美國期刊中的中國政治研究可能會與中國本土的中國政治研究漸行漸遠。未來甚至有可能形成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如果出現這種局面, 中西學術界圍繞中國政治研究的對話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對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學界的意見并不一致。歐博文認為, 跨越這兩個鴻溝要注意中國政治研究的空心化問題, 避免中國政治研究變成研究的孤島20。張春滿等學者認為, 要把西方理論和中國的本土理論融合起來形成新的中國政治研究路徑21。蔡曉莉主張從政治發展和政治行為兩個方面加強中國政治研究與比較政治學的理論互動22。未來美國廣東11選5登錄界如何回應這些挑戰值得持續關注。

注釋 

1 Ching-Chun Wang, “Why The Chinese Oppose Foreign Railway Loa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4, No.3, 1910. 

2 Frank Goodnow,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8, No.4 1914;Frank Goodnow,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 No.2, 1915. 

3 Tuan-Sheng Chien, “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6, No.5 1942. 

4 其中, 邁阿密大學的Harold M.Vinacké的職稱情況不是非常確定。 

5 Fu-wu Hou,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ompletely Updated,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73.這本書曾經作為美國西點軍校學生了解中國的必讀書。 

6 礙于本研究的時間跨度較長, 有些作者的信息無法得到準確識別和檢驗, 有6%的文章第一作者的職稱無法準確辨認。 

7 加里·金 (Gary King) 等人在2013年發表的論文獲得了1160次引用, 極大地提高了《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中國政治研究論文的平均引用量。如果沒有這篇論文, 該期刊的中國政治研究論文平均引用量為66次, 與另外兩本期刊持平。 

8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Beacon Press, 1966;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1959;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 但是這些成果至今仍然是美國高校比較政治學課程的必讀材料。 

9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Schmitter, Laurence Whitehead (eds.) ,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Southern Europe, Volume I-IV,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43, No.2, 1991;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 1971.當然, 比較政治學還包括其他研究方法, 比如質性比較分析、訪談/民族志、反事實分析、過程追蹤法, 等等。 

11 Gary King, 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這本書是政治學方法論領域最為著名的書籍, 截止到目前它在學術界的引用量高達10709次。 

12 參見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James Mahoney,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2, 2007;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MIT Press, 2005;James Mahoney, “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62, No.1, 2010.在美國政治學會的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session) 組成中, 政治方法論委員會主要是以倡導定量研究為主, 對此, 奉行質性研究方法的學者推動成立了質性和多元方法委員會 (Qualitative & Multi-Method Research Session) 相抗衡。每年夏季, 雪城大學還召開質性和多元方法培訓班, 鼓勵和推動方法論研究和使用的多元化。 

13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James Mahoney, “Debating the Stat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Views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1, 2007. 

14 推動混合研究是目前方法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Evan Lieberman, “Nested Analysis As A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3, 2005;Dirk Berg-Schlosser, Mixe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2;Alberto Abadie, Alexis Diamond, and Jens Hainmuelle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9, No.2, 2015;Macartan Humphrey, Alan M.Jacobs, “Mixing Methods:A Bayesian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9, No.4, 2015;Ingo Rohlfing, “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Get:Pitfalls and Principles of Nested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11, 2008.國內學者也在積極關注這一方法論的發展趨勢。參見唐世平:《超越定性定量之爭》, 《公共行政評論》, 2015年第4期;張春滿:《比較政治學中的混合研究方法》, 《學術月刊》, 2017年第9期。 

15 參見Dorothy Solinger, States' Gains, Labor's Losses:China, France, and Mexico Choose Global Liaisons, 1980~2000,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 多位政治學者對本土中國政治研究進行了系統的回顧。參見俞可平:《廣東11選5登錄的主要趨勢 (1978~2018) 》,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8年第5期;王中原、郭蘇建:《廣東11選5登錄學科發展40年:歷程、挑戰與前景》, 《學術月刊》, 2018年第12期;郭蘇建:《廣東11選5登錄科向何處去—政治學與中國政治研究現狀評析》, 《探索與爭鳴》, 2018年第5期;俞可平:《當代廣東11選5登錄的成就、趨勢與挑戰》, 《天津社會科學》, 2019年第1期。 

17 Lily Tsai, “Bringing in China: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0, No.3, 2017. 

18 Kellee Tsai,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1, No.3 2013;Lily Tsai, “Bringing in China: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0, No.3, 2017;Kevin O'Brien, “Speaking to Theory and Speaking to the China Field”, Issues & Studies: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54, No.4, 2018. 

19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36, No.2, 1984. 

20 中國政治研究的空心化問題被歐博文描述為“一句話就能概括的研究發現”。參見Kevin O'Brien, “Speaking to Theory and Speaking to the China Field”, Issues & Studies: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54, No.4, 2018;Kevin O'Brien,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0, Issue.71, 2011. 

21 ChunmanZhang, “How to Merge 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ese Indigenous Theories to Study Chinese Politic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2, No.2, 2017;Zhongyuan Wang and Sujian Guo, “The State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Glocaliz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onlinefirst) https://doi.org/10.1057/s41304-018-0179-2 

22 Lily Tsai, “Bringing in China: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0, No.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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